重新思考西方、重新思考当代艺术

  安尼施·卡普尔个展于2019年10月26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。安尼施·卡普尔毫无疑问是当今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家，也是拥有最多的国际艺术资源、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。但是在今天，在历史产生巨大变革的时期，我们能不能对当代艺术重新进行判断，重新思考，建立新的批判性视野和新的思维框架。安尼施·卡普尔的文化价值究竟在哪里？

  1968年第一届日本现代户外雕塑展，26岁的日本艺术家关根伸夫在一座公园内挖出一个深2.7米、直径2.2米的圆坑，而挖出的泥土被放置地面塑造成与圆坑大小一样的圆柱体。这件作品《位相——大地》是日本“物派”艺术运动的开端和象征，它利用了自然环境中的正负形体作为艺术表现手法。这和安尼施·卡普尔的作品《尖顶与深坑》在方法上异曲同工（时间更早）。

  1968年日本经济超过西德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经济上的成功导致日本艺术家更主动思考自身的文化特性，希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找到自身独特的文化属性，摆脱二战后在美国主导的消费文化对全球文化形成的覆盖。关根申夫关心真正的文化问题，他的作品有着本能的文化反应，也有着惊为天人的表现力和生命冲动，是日本当代艺术家，甚至是亚洲文化自我意识的一次觉醒。与之相比，安尼施·卡普尔的《尖顶与深坑》更多是一种新奇的体验。它精致、有趣、漂亮、纤巧，却没有更多的文化意味。安尼施·卡普尔，他的问题意识在哪里？

  2019年5月15日，在佳士得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上，杰夫·昆斯作于1986年的不锈钢雕塑作品《兔子》，以91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，刷新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。这也使昆斯成为全世界最贵的在世艺术家。

  这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胜利么？不，这恰恰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的衰落。这件天价艺术作品在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中展出，占据了世界上主要的文化资源，吸引着世界媒体的注意，除了一个空洞的金融数字，再无其它文化内涵。艺术，完全成为金钱的符号。这是文化的危机，而不是“胜利”。

  2012年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·昆斯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一场讲座，介绍了他“1978年以来的艺术创作”，当时在整个中央美术学院“盛况空前”。这个把“当代艺术像商品一样生产”的艺术家，其“艺术成功学”的观点在中央美术学院具有很难来想象的吸引力，整个美院表现得近乎狂热。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艺术家的文化价值？我们到底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什么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？我们善于模仿，却缺乏独立思考。一味的迎合恰恰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思想上的不成熟。缺乏对时代的敏感和问题意识，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。

  为什么杰夫·昆斯的“兔子”这样的艺术，明明没有一点文化价值，却获得全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、美术馆、艺术批评、拍卖会、艺术市场、艺术院校及整个全球艺术体系的支持？

  在《印象派的敌人》一书中，与莫奈同一时期的艺术家中，售价最高的艺术家是梅索尼埃，他也是当时社会上最知名的艺术家。在1890年，他的作品《1814，法兰西之役》以85万法郎成交，这是当时在世画家的最高价格。而当时提奥（梵高弟弟）提供给梵高的一个月生活费（包括画材费）才100法郎，可见当时艺术作品就已达到了很难来想象的价格。而时至今日，莫奈早已名垂青史，而世界上还有几人知道梅索尼埃？历史证明，权力、地位、金钱、名望都不是判断文化价值的根本因素。艺术，说到底仍然是一种精神产品，它取决于艺术家的真挚、热忱、对时代的敏锐和判断、个人的创造力和勇敢。

  喜欢制造震惊效果的达明·赫斯特（过于聪明，擅长制造令人震惊效果的艺术家）

  班克斯的《气球女孩》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刚以104.2万英镑成交，隐藏在内的碎纸机应时而动，将画作碎成条状。此举被认为是班克斯本人按下遥控开启碎纸机，故弄玄虚，有意炒作

  达明·赫斯特、村上隆、杰夫·昆斯、班克斯、埃利亚松、安尼施·卡普尔、草间弥斯、蔡国强，上述的明星艺术家善于迎合市场，但缺乏对时代的敏感和认知的深度。他们擅长于制作炫目的效果，新奇的感受和漂亮的装饰，但是艺术史并不是以此为判断依据。在今天这些世界最知名的艺术家，动不动制作一件作品的制作成本就高达数百万、上千万的资本，我真得很疑惑：没有巨额资本的支持，艺术家就做不出好作品了么？艺术，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产品，为何需要以金钱（拍卖会的成交价）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？随着新的科技不断出现，艺术必须依赖于高科技么？艺术等同于炫目的效果么？到底什么才是艺术最重要的部分？

  曾经有一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。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（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个博物馆之一）在2011年底举办了一个展览——“后现代主义：风格与颠覆，1970-1990”。在这个展览的前言中，策展人宣称，“在1970到1990年的20年间，后现代主义逐渐陷入了金钱的逻辑以及它本来想消除的影响之中”。这个观点意味着在在展览中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的结束。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走到了它最初目标的反面，与创立之初的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质疑的目标截然相反，艺术的逻辑变成了简单的金钱逻辑。

  这个展览促使我想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，会策划一个展览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：宣告过去数十年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、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艺术潮流——后现代主义的“终结”？这不只是文化的危机，这是历史变局面前，全球在政治、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全面危机在文化上的一个体现。

  基督教、教都起源于犹太教，它们都是“一神教”，即认为世间只有一个创造及主宰世界的真神。一神教是带有典型的排它性，世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，没有其它的神，没有妥协的可能性（基督教内部的不同教派之间彼此视为异端、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彼此不能容忍）。这就导致自诞生起，基督教文化和文化的冲突持续至今。基督教内部的几次分裂，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，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分裂，也不能相互妥协，甚至以战争的方式解决（比如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“三十年战争”，形成了第一次全欧大战，伤亡惨重）。

  一神教的思想逻辑上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“历史的终结论”。1989年夏，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·福山在《国家利益》杂志上发表了《历史的终结？》一文，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“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”和“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”（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，历史也将终结于我）。从“一神论”到“历史的终结论”，也必然导致“艺术的终结论”。美国美学家阿瑟·丹托1998年发表著作《艺术的终结之后》。“艺术的终结论”实质就是“艺术终结于我”，美式消费文化成为全世界艺术的样板，这也导致了今天全球当代艺术的状况。

  艺术、宗教与哲学，都属于精神领域的最高层次。历史上，天主教的衰落，就在于教皇把自己从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转变为封建领主，越来越注重争夺土地、财富和权力，而失去了自身最重要的价值。艺术，是一种精神产品，之所以保持重要的影响力，就在于它为人类带来精神上的活力、创造力、独立性和自我反思的能力。但当“当代艺术”越来越成为一种金钱符号，这也代表着它离自身的精神属性越来越远，同时，人们也不再相信艺术。

  艺术的危机其实是全球的变化造成的，当世界经济格局发生转变，当美国不再对全球拥有绝对的优势，当美国不再愿意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，当代艺术背后一整套结构和思维框架都慢慢的出现裂缝。“一神论”不再坚不可摧，“艺术的终结论”不再令人信服。艺术，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产品，必须回到自身的价值。

  这是历史巨变的时代，全世界格局和人类的未来都面对着从未有过的挑战。对当代艺术而言，陈旧的思维结构束缚了我们的创造力。重新思考西方，重新理解当代艺术，是在全球发生大的历史变局面前，思考我们怎么样共同面对新的挑战、问题和可能性。

  艺术应该简单、直接、粗暴、直觉、本能、深入、惊骇、粗糙、不昂贵、不复杂、不精致、不优美、不讨好、不炫耀、不取悦、不完美、不舒服、不愉悦、不依赖、不妥协、不清新、不乖巧、不消耗巨大资源、不统治他人、不灯火辉煌、不歇斯底里、不扭捏作态、不琳琅满目、不黏黏糊糊、不唧唧歪歪、不干干净净、不整整齐齐、不故弄玄虚、不因循守旧、不循规蹈矩、不人云亦云、不盲目崇拜、不装腔作势、不摆出一幅资本家的姿态、不明明想着金钱却满嘴虚伪的谎言。